2016年6月30日，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举办专家讲座。讲座题目为：《美国和欧洲面临的知识产权融资挑战》（Intellectual Property finance challenges in the US and EU），美国太平洋大学麦克乔治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负责人Michael Mireles教授主讲，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支部书记兼副所长刘瑛教授主持，知识产权法研究所讲师、张南博士点评兼翻译，知识产权法研究所陈丽苹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赵志华副教授、北京西城律协知识产权业务研究会副主任、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梁媛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专业研究生等针对Michael Mireles教授的演讲内容进行与谈，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讲座录音稿详见下文）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专家讲座

美国和欧洲面临的知识产权融资挑战

（Intellectual Property Finance Challenges in the US and EU）

2016年6月30日，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专家讲座主题为：《美国和欧洲面临的知识产权融资挑战》（Intellectual Property Finance Challenges in the US and EU），太平洋大学麦克乔治法学院Michael Mireles教授主讲，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副所长刘瑛教授主持，知识产权法研究所讲师、张南博士点评兼翻译，知识产权法研究所陈丽苹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赵志华副教授、北京西城律协知识产权业务研究会副主任、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梁媛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专业研究生等针对Mireles教授的演讲内容进行与谈，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主持人刘瑛教授首先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对Mireles教授表示欢迎，并简单地介绍了Mireles教授。他是一名来自太平洋大学麦克乔治法学院的知识产权法学教授，同时也是麦克乔治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曾在多所大学有过任教经验，也曾多次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同时也在进行知识产权财经博客的创作，是IP Kat博客的一名嘉宾博主。随后Mireles教授围绕美国和欧洲面临的知识产权融资挑战展开讲座。

背景：美国、欧洲公众情绪低迷，出现反全球化思潮

公众目前情绪低迷，出现一种反全球化思潮。全球化意味着地球是平的，美国和欧洲部分人认为全球化实际上会使有些人的生活水平降低，这些人并不是在创意产业中的，专利律师，专利代理人这类人属于创意产业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可能在全球化中得到利益。但更多的，脱离创意产业的其他群体却被全球化所甩开，他们无法从中得到利益，因此很有失落感。Mireles教授还提到两个例子，上周英国脱欧，欧洲是移民和物资的自由流动，罗马尼亚、波兰很多人进入英国，使得英国人流失很多工作机会，这种就是由于工作的失落而带来的脱欧的情绪。M教授也提到，像创意产业金融业较为发达的伦敦和剑桥不想脱欧，但伦敦以为这些乡村和城镇是愿意脱欧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全球化中得到利益。也提到，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呼声很高，他很有可能在11月竞选成功，他正是在整个选举中利用了公众的恐惧，他告诉大家全球化是坏事，全球化使更多的像墨西哥这样的中南美国家得到了工作机会，以取得公众支持。美、欧整个公众的情绪低落，对于全球化的不信任造成了一种困境，刚才也提到2008、2009年美国次借贷金融危机，美国的房贷和中国的是不一样的，美国将房贷进行了风险等级的评估，然后拿房贷再去发行证券，风险高的就用少的钱买，风险低的就用高的钱买，当有些人无法偿还贷款时这种次借贷体系就倒塌了。证券体系没有了，房子也被银行收回了，造成了美国2008、2009的巨大的金融危机，欧洲虽然没有此种巨大的金融危机，但是其经济也并不太好。

提出IP³概念，知识产权融资是唯一解决美国欧洲目前困境的良药

Mireles教授提了IP³的概念，也就是 IP Finance，IP Capitalism即IP的资本化也就是知识产权融资。欧洲美国现在面临三大问题，第一投入少，第二中小企业没有资金，第三公众缺失信心，他认为知识产权的金融化和知识产权融资是唯一解决这个困境的良药。环形的循环，让政府和私营企业进行更多的投入，这样才能产生更的知识产权，有了更多的知识产权之后才能有更多的研发投入，然后再产生更多的知识产权再吸引更多的投资，这实际上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圈，这个圈就可以解决刚才所提到的三个问题。而且现在有很多风投经常寻找一些运作不良的公司，他们将这些公司接管下来，换他企业经理人，再利用此挣钱，其实知识产权融资也是利用这种思维，找一下风险投资基金，将一些公司中目前表现不是太好的知识产权剥离出来，放到另一个公司下再进行运作，这样有一些资金进入再运作知识产权能让知识产权产生更大的价值。知识产权融资在中国和新加坡发展十分迅速，新加坡是第一个知识产权的贷款出现了。中国目前是将大量的商标放在一起去发贷款，欧洲和美国目前的状况，相较新加坡和中国来说，发展较慢，原因在于，第一，对于专利价值的评估，对于特殊产业如生物医药产业他们并不认为专利有那么大的价值，很多企业认为只有竞争才能产生创意，其实足够强大的商标和品牌保护就足以让生物以及医药制品以及器械在市场中产生很大竞争力，他们认为专利并没有太大作用，不需要申请专利。对于老百姓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医疗费用以及购买多少价钱的药物在美国是一个政治上的敏感问题，因为美国的医药费用是非常高昂的，因此会影响到专利评估。另外，他也提到，有70%-80%的知识产权学者，其实对美国的知识产权体系是具有比较批判的观点的。公众和学者批判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专利法中可专利性的客体范围过大，商标权过强以及商业秘密保护不够等问题，还有一个批判热点问题是执法成本问题，现在美国的NPE（Non-Practicing Entities，非执业实体），实际上是光有知识产权而不去实际上实施和创造产品，为了拿到很高的赔偿费用而利用该体系去挣钱，这种执法成本是很高的，最后提到美国医疗改革这一大问题，美国的医疗还有治疗费用太贵，相关于知识产权的医药的知识产权产品在美国的定价包括估值都是为了给人民贷款。

IP³的三种市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只有第一第二市场得以夯实才能保证第三市场的稳定

Mireles教授认为IP³，此处的3是指三种市场，这三种市场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之间作用的。第一个市场是指知识产权产生的市场;第二种市场是知识产权交易和转让的市场。就是人们在寻找产生的知识产权之后，在二级市场上去寻找有能力和技能将知识产权转换的这些人，而如何把知识产权转换给这些人；第三个市场是指用担保和证券来使知识产权进行融资的市场。这三个市场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在美国，必须将第一个和第二个市场夯实明白了才能保证第三个市场的稳定性。第一个市场存在一个问题，刚才也提到有些行业并不看重专利保护如之前提到的医药行业，到底需不需要知识产权，权利存属必要性产生疑问。再一个在美国1980年以后一直在寻求知识产权体系，一直处于钟摆不稳定状态不是过强就是过未，未取得一个平衡状态，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较为成熟的计算机软件体系和医药体系，为了审理专利案件专门建立了联邦巡回法院，只是专利法院只审专利案件。80年代又通过了杜拜法案，让取得专利更加容易，同时美国还加入了TRIPS协议，建立了很强的天使投资人的体系。当时政治气候也对全球化十分友好，所以说从80年代起美国进入了专利保护的黄金时期，专利保护开始变得非常强大。但是，2000初期开始，专利体系又变得弱化起来了，2014年的Alice案件，让商业方法软件变得非常难以被通过了，普罗米修斯案件，美国最近通过的一个发明人法案，让人们能够更容易的在专利权利确定性上寻找漏洞，eBay案使禁令更加难以发布，这样对于保护就不利了。关于不必要专利的案子，美国越来越难以得到侵权赔偿等案件，通过最近的一些案例法和成文法表明美国的专利法保护在2000年以后越来越弱。这一系列的问题和案子都说明美国的知识产权在变得越来越不明确，美国的知识产权变成了一种可变的不明确的权利，比如说用它去发债券如养老债券，如果专利权本身就不稳定，这样会波及到银行养老金，整个金融体系就会面临崩溃，所以必须将第一第二个市场搞清楚了，才能确保第三个市场的有效运行。后来他也提到专利流氓（Patent Troll），又称专利蟑螂、专利鲨鱼，是指那些没有实体业务、主要通过积极发动专利侵权诉讼而生存的公司。在第一市场上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不稳定的政治因素。

专利上预防几个风险的方法，在一级市场中需要将专利的质量去提高，越是好的专利质量越让权力的确定性增加，有一些专利质量在某些行业中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如医药合同的签署，需要高质量的专利出现才能保障合同有真正签署的可能性，强调高质量专利出现的重要性。第二，二级市场中的一些问题，不同的行业对某一类的专利评估体系是不同的，同样类型的专利在医药中可能被评的很高但某些行业中是没有价值的，某些专利是用来许可使用的，用来直接挣钱，有些专利是作为专利库使用，起一个预防作用。举例，如某公司想起诉Google，则Google会把专利预防体系运用起来，最后和对方进行调解和交叉许可。所以很多时候专利不直接体现为经济价值更多的是起预防作用。还提到专利的其他作用，如一家公司尽可能多的申请专利可以起到预防专利侵权的作用，因为他形成专利家族之后，把某个领域中的专利都申请了，其他人就很难赶超了，如防止竞争者申请专利。第二个问题，专利其实本身并不是那么有帮助，更多的是发明和操作这些专利的人。大家都说专利是无形资产，但更多的价值是在人的身上，在转化或者商业化的过程中，需要相应的发明人和实施人去配合专利的实施，所以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美国，跳槽是非常普遍的，虽然拿到专利但难以找到实施的工程师们，频繁跳槽容易使人力资源跟不上。尽职调查的意义，在美国70%的专利权属都存在专利权属不清晰的问题。尽职调查的成本是非常贵的，很多时候是不了解对方具体的底细的，对方是否愿意提供相应信息也存在困难。尤其是当专利权人是共同发明人的情况，是否与其他人进行许可相同专利也难以得知。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些现有技术是没有被发现的，但如果有些专利被授权了，忽然拿一个未被发现的现有技术去打专利无效，严重影响专利效力，对于银行来说，严重影响专利在二级和三级市场的融资。就像相亲网站一样，对方的很多信息难以发现，由于对方的保密条款以及美国比较高的商业秘密保护，人们不愿提供太多有关人力资源、商业秘密和许可费的信息，许可合同中重要的条款以及被许可人是谁，以及他们自己到底是否有许可意愿的信息，只有在谈判中达到一种信任程度之后才能够把这些底牌亮出来，在此之前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和很贵的价格去进行这些尽职调查。因此让知识产权的一二三级市场产生很多不确定因素。

在二级市场上，专利交易是非常重要的。大学的科技转化中心，如美国大学的知识产权的交易和蓬勃发展使得美国经济社会从金融危机中挣扎出来。举例，Google实际上就是斯坦福大学支持的产业，使Google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也使得斯坦福作为股东获得了很大收益。二级市场中的转化交易非常重要，也对美国政府的税收起到很大的贡献作用。提到新词PAE（持有专利实体），和NPE相比更加正面化。

两个任务让融资中的知识产权权利更加明确稳定，提升公众对知识产权融资的信心

如何让融资中的知识产权权利更加明确稳定，实际上有两个任务，一是教育的任务。首先，教育中小企业如何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其次，教育银行家和保险类的从业人员。二是如何具体处理知识产权融资，用较为专业的知识产权融资方法如抵押转手证券，基于知识产权的证券化，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作为证券进行担保和抵押的信心。受金融危机影响，人们对于房贷作为抵押和发行证券的基石表示怀疑，而知识产权能否作为抵押和发行证券的基石，这是需要增强公众信心的一个任务。需要大家有一定的对风险的掌控意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近将专利丛进行抵押转手证券的做法，为加州大学筹集了500万美元的研究基金在继续进行研究。知识产权融资中的一个问题，如在医药行业会出现让专利常青的一个趋势，许多人一旦发现此专利能带来很大价值就会在原有的专利上加一些很小的技术改变，然后再围绕专利申请类似专利，用以延长保护期限。医药行业的“专利常青战术”。这使得知识产权作为证券基础的专利权保护时间变相受延长。这样会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医药投入，实施“专利常青战术”会挑专利保护最强的国家，此时很多发展中国家易被医药企业忽视。知识产权证券化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可能像次借贷一样最后变成一个大的泡沫破灭。很高的知识产权评估可能会带来很高的证券化回报，可能会是良性循环，但一旦破灭了，会对美国整个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还提到一旦知识产权证券化被建立起来并稳定实施，此时会让知识产权立法者很难再去改变当时美国的专利政策，当时的专利政策背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如养老保险等。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很难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政策进行变动，为保护大量投资人利益而产生固化。等到知识产权融资真正成熟后人们可能只顾量而不顾质，这样易对老百姓的投资产生一种危险。最后，如果现有的某些专利是受专利融资青睐的，人们就会不愿去开发新的技术和领域，因为如果有了新的关注点就会影响现有的知识产权融资，这也是风险之一。

辩证的思维模式，在知识产权融资方面中美需要加强交流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博士兼翻译张南发表点评，感谢各位老师，感谢教授，Mireles教授的演讲为我们拓宽了很多思路。以前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融资是个新鲜事物，它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前景包括经济利益。知识产权融资在学者的论文里近期来是一个热点，中国目前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Mireles教授用了一种新的思辨的思维方式去看待知识产权融资问题，既看到好的一面，也看到可能产生的危机。可能是由于他们近期经历过金融危机所以比较理性，美国在1929年、1970年代和2009年的经济萧条，使得他们面对新的金融产品的出现，比较理性。Michael教授提供了一些他的思路、预测并揭示了相关问题。面对一个新的热点，我们应当以多角度的思维去观察它和分析它。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教授陈丽苹发表意见并提出问题，感谢Mireles教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看知识产权融资。我们一般讲知识产权融资是从知识产权权利人出发的，担保抵押、出资、保险、证券化等角度来看融资的。他的这个范围更加广泛，他在讲知识产权运营的更广阔的概念。请教教授几个问题，美国对知识产权金融衍生品比较慎重，美国曾做过多起知识产权证券化而中国还并没有一起，同时中国并未有过知识产权信托，在知识产权保险方面也只是对诉讼律师费用进行保险。我们最大的一块是在质押担保方面，近年力度比较大。对于知识产权抵押贷款商标著作权较好而专利比较消极。中国在这一块也是仅仅刚开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理想。

Mireles教授认为美国政府在知识产权融资中起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银行背后的坚实的基石促使银行给知识产权人发放保险和贷款，大型财团的私人资金，微软基金私人财产捐出去，用极低的利息把贷款发给知识产权人，用此种方式拿到知识产权融资的贷款。中国的情况他不是很了解，美国和中国还需要多多交流。他认为公众对于整个知识产权体系的信任是很重要的，印度对于知识产权的体系的信任十分缺乏，虽然在美国知识产权保护较强，但是美国的公众仍然对于知识产权体系不信任。

其他与谈人也就美国与欧洲的知识产权融资问题展开讨论并向Mireles教授进行提问，一致认为在知识产权融资、知识产权证券化上还有很多研究的空间。

刘瑛教授最后以“三个三”进行总结：Mireles教授以多维的专业视角、开放的学术理念，深层分析了美国中小企业存在的三大问题，从而说明知识产权融资是突破口；提出了政府、企业、风险投资三个主体之间的良性循环圈和IP³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三种市场，是凸显知识产权价值的有效运行机制。

长达2个半小时的“知识产权学术沙龙”圆满结束。